1978年3月,陈兆军正在疯狂的收集着他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与*和这个时代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
陈兆平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不但感受到了中国最高学府的魅力,更感受到了它的热情。在当过的环境下,已经开始有人敢说一些东西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高等学府。在这里的都是些年青人,有魄力、有朝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流血牺牲。这一切,在有中国政治家摇篮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显得更加突出。
初到大学的时候,陈兆平还显得有点束手束脚的,可时间一长,他身上的一些当惯了官的习惯又出来了(好坏当过民兵连长,其实部队的孩子都有一点这些毛病)。由于学了不少哲学理论,加上陈兆军又给他灌输了不少先进的政治思想。陈兆平开始渐渐的喜欢上了与其他同学辩论起来。也许*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就是:事实不辩不清、真理不辨不明。我们且不说这句话有太多的唯心的东西。但是最起码,我们的陈兆平同学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随着辩论的深入,陈兆平开始对当时的一些政治思想有了怀疑。
当初为了给陈兆平上一个保险,陈兆军在家庭辩论的时候,就已经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思想给说了出来,陈兆平当然受益匪浅。毕竟这些说法更合理,也更让人能够接受。进入大学以后,为了在辩论中更好的为自己的理论找到支撑点,陈兆平开始非常系统的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理论似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纯粹的唯心主义的论调。于是,在1978年3月底的时候,一份《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是否科学》的不署名文章就寄到了《光明日报》社。顿时,整个《光明日报》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一般沸腾了起来。谁都知道,“两个凡是”的说法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提出来了。在那个一切都可以上纲上线的年代,怀疑和批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就等同于反革命,政治后果非常严重。陈兆平也知道这样的后果,别看他敢寄到报社去,可是他还不敢在文章上签名。
陈兆平的这篇文章被迅速转到了当时刚重新组建起来的公安部,定性为反革命言论。为此,公安部专门成了了专案组负责调查此事。
调查组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师生都知道,这次公安部来学校是为了调查一件反革命案件的。其它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陈兆平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那篇文章惹的祸。这下,他也慌了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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