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国贼编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张总督、洪承畴闲着也是闲着,让他干干力所能及的事,也是个出路。不然他呆在这地方,费粮食不说,还得安排专人保护!”
“干别的都可以,为何非要让他编史?国史历来都是非君子所不能编也!”
张同敞急赤白脸的争辩,让李振新有点上火,这个世界全是让这帮君子给搞坏的。“别山、史书是干什么的?”
“自然是鉴兴亡,知得失的!”
“那么先皇十七年中,得失过往谁最有发言权?自然是那些经过得失的人。不管他们是忠是奸,人家是真正经历过的人,吾让其写国史并不是要肯定他们的为人,而是要从他的立场看国朝那段时间到底是如何崩坏的。”
“国朝崩坏,自有君子来秉笔直书,用不着一奸贼来臧辟得失。”
“这叫什么话?历来所谓君子著的史书,有那一个是有用的?国朝崩坏之事,你我还有所谓君子,都没啥发言权。有句话叫知易行难,我们要拿到掌政者的一手资料,才能确切的从处事者立场看这场国难。”
“国公这么说,吾就明白了!洪贼所著之史并不是正史,而是一家之言,仅供我等参察。”
“可以这么理解,他毕竟是国难的实际参与者之一,他所看所思,是其他人未必能体察到的,这样的人我们可不能浪费。”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张同敞给说通,读书人确实是难伺候。这一点重庆的朱由榔和吴贞毓等人也颇有感触。
今年重庆开了一届恩科,这应该是两京失陷以后,大明办的第一届科举考试,阵势非常大。
为了收拢天下读书人的心,此次科考只要有秀才功名就能参加,甚至满清的秀才也被官方承认。朝廷是展现了,广纳天下英才的雄心。
一时间从各地赶往重庆的士子,超过三千,比到长安的人只少不多。一些在长安考试落榜或者对工作不满意的人,也涌到了重庆。
但没想到这么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却带来一场危机。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士子们信心满满的走进了考场。到了发皇榜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录取的进士只有三百多,按惯例来说这个人数并不少。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以常理来说。
只有三百人被录取,剩下的三千多人咋办?以前的时候,考不上就考不上,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是惯例,没什么人惹麻烦。如今不同了,长安那边没考上的人,是有安置政策的,怎么着也不会让人白跑一趟。
到了重庆,居然对落榜之人没有任何安置措施,这让一些不富裕的人,没了奔头。下一届科考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部分成了流落在重庆的难民,吃饭都成问题。
这还不算什么,考上进士的那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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