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拉链。
这一套水彩笔,周园园从三年级一直用到五年级,到它们彻底干涸,再也画不出一点颜色,却还是维持着她最开始拿到手的样子,盒子完好,三十六种颜色一支也不缺。
期中考前夕,照例是班干部选举,那天早晨,美术课上打过她小报告的胖男生便拿着一堆饼干糖果一类的零食挨桌分发,发到他们那一桌时,嘉树看着胖子,既不说话也不动,胖子嘟嚷一声“没劲”,就悻悻着又把东西收了回去。周园园却连看也没看,就把他的饼干往外推,她说,“我不要吃。”
第二节班会课,选举正式开始,嘉树是三杠,不用参与班内的选举,就到班主任边上一起统计票数。
老师一张张唱票,嘉树背着身在黑板上画“正”字,除了粉笔落在黑板上的声音,教室内静无声息。
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宣传委员,终于所有的班干部全都评选完毕。
一整堂课,胖子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黑板,而当他的落选成了既定的事实之后,他看着那些依次上讲台去,敬了礼从老师手里领过新标志并佩戴上的人,瘪着嘴像要哭,却又不屑地翻起了白眼。
下课后,他忽然趴倒在桌上,哭了整整一个课间。
周园园是在这天中午吃完饭回教室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的,既不在桌肚里,也不在座位上,更不在地上,哪里都没有。
有人告诉她,是胖子拿走了她的书包。
她到胖子的课桌前,胖子好端端地坐在座位上,上午为落选而流的眼泪消失无踪,他对着她,脸上挂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恶劣的笑,伸手指指身边的瘦子,“我没扔,他扔的。”
瘦子却又嘻嘻哈哈地去戳胖子,“不是我。是他。他把你的书包从垃圾口扔下去了。不骗你。”
长大以后,周园园做过许多噩梦,有一部分是由某些童年时不好的记忆重新组合,幻化得来的。
其中就有这天中午的学校垃圾站,无止无尽的垃圾堆在太阳下,散发着恶臭,她用一只小小的手从最底下开始翻,要翻的东西始终没有出来,垃圾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把她吞没。
她拎着用自来水冲洗过的书包回到教室时,下午第一堂英语课已经快结束。
老师的眼角余光已经瞥见了她,却并没有叫她。
教室里很安静,搁在讲台上的录音机里机械地播放着第一小节的课文。
周园园始终低着头,书包上的水滴滴答答在她脚下积了一小摊。
“啪”一声,录音机的播放自动断了。
老师终于朝她走过来,他看见了她那只淌着水的湿书包,却只冷冰冰地问,“为什么现在才来上课?”
周园园答得慢了一拍,“我的书包被人扔下垃圾口了……”
她没说完,就被不耐烦地打断,“为什么不扔别人的要扔你的。进去坐好。”
周园园又慢了一拍,才走回教室,隔开很远的距离,看到一胖一瘦两个脑袋靠在一起交头接耳,挤眉弄眼地对她笑。
春天的太阳好,周园园的书包到放学的时候已经半干,看不太出洗过的痕迹。
她背着半干的书包一路跑回家,却对学校里的事情闭口不谈。
她不想跟姆妈说这件事,她知道姆妈一定会像老师一样说,为什么不扔别人的偏要扔你的。
她也不想跟爸爸说,爸爸一向懒得管小孩子之间的事情的。
爷爷奶奶更不想说。她谁都不想说。
第二天,到了该要起床上学的时候,她却赖在床上不起来了,先是说头晕,又说牙齿痛,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起床不想上学。
爸爸姆妈急着上班去,谁也叫不动她,没有办法,只好任她待在家里。
周园园像个真的病人一样,怏怏地在床上看了一天的电视,两顿饭都是奶奶端上楼去。
黄昏时,奶奶上来喊她,说有同学过来找她时,她只觉得是奶奶为了让她下楼而故意骗她。
她蓬着头慢慢地下楼梯,突然看见赵嘉树背着书包坐在自己家堂屋的板凳上时,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黄昏的暖光从堂屋的茶色玻璃门里透进来,男孩的发丝近乎被染成了栗色。
她呆立在最后一截楼梯上,一时动不得了,也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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