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
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一九七七年始,我在这里住了十二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一九八八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二十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十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
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
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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