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进入大清官场的文人士子,可是饱读四书五经,对于这样的制度可不陌生。
他们原以为禅让制早已经死去了,特别是在王莽新政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过禅让制,公天下完完全全成为了家天下。
可他们在法兰西的见闻,如同朝圣者一般,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那就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民百姓也应当参与政治之中。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虽然他们还是支持士农工商阶级。
但法兰西的壮大也是他们亲眼所见到的,不光是平民商人,培养出来的市民阶层,权力也不断地在扩大,而且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而不像大清,即便饱读诗书的书生,官员们动动手指就能弄死。
王引之应该革除陋弊,推陈出新,学习借鉴欧洲的这种禅让制度,以及各类的委员会制度。
推行他们梦寐以求的民治。
但大清的官员,如阮元可不这样认为,“这大逆不道,皇权乃是天下一家之主,国岂能无君!”
然后进行大量地批判。
“你们瞧瞧如今的法兰西巴黎,可是一团乱麻,若一国没有君王,各个官员也都是为自己办事,
人性本贪,一切都会为自己利益而行,这可就乱了调子,谈何公平而言,但若有国君在,便可谋定而大兴之。”
“但上古圣贤,尧舜禹夏,这个莫不是百姓推崇出来,君王禅让,使得百姓走出愚昧,走向繁荣壮大,
若无他们铺垫,何来的夏商周?且瞧瞧当今,皇权在上,百姓在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引之也是据理力争。
他觉得权力应当靠自己去争取。
随后他们便争论起来。
但在唐藏看来不过是权力分配问题,无非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君王所有,还是集中在人民选举出来的团体。
但唐藏分析两人所代表阶级的思考方式,确实各有各的道理。
他此刻想到了中庸,也想到了阴阳,两者之间某一方走向极端,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只能取其中,保持两端的平衡。
对于这样的讨论,法兰西公民议会也表示喜欢,因为他们喜欢哲学,也喜欢制度,更喜欢跟人探讨辩论。
但此时的法国并不适合留人。
唐藏待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
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左翼集团——吉伦特派,他们希望用暴力战争,推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吉伦特派相信对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庇护“流亡者”的王公作战。(这也意味着与奥地利交战,因为利奥波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将会促使国王在法国与其敌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表明自身态度,从而倒逼进一步的改革。
法国将会大幅改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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