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琼三人护着祖孙两个行进的速度不慢,换匹好马,绝对要超过八百里加急,别看现在属于民道,比以前的官道平整宽阔多了。
官道已往属于朝廷安排百姓修的,每年百姓必须要出义工,不出工则出钱,也就是租佣调里面的佣,又可叫役。
想不出工,很好办,用东西顶替,朝廷的税收其实就是转嫁给了普通百姓,商人的税则是按照资产的比例一次行征收。
而且商税很不规范,很多时候是按照人丁来计算,而这个人丁的计算却是农税方面的,因此种田的人身份相对商人高,但在赋税承担上却非常严重,不划算。
张小宝和王鹃来了之后,就开始鼓动朝廷征收专门的商税,最初的时候按比例收比较少,像之后正常历史的两税法还不是两税法,因为还有农丁的租子和赋。
之前的几年收商税很不容易,但即使不容易,朝廷财政的收入提高也非常明显。
等张小宝和王鹃二人占稳了位置,商税开始增加,一直到去年的大规模进行分税制,大唐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了。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世家,或者是商业隐性联合体,面对强势的二人,除了老实地跟他们进行利益交换,不在有第二条路可走。
去年的国库财政收入是一亿几千万贯,相信今年绝对能够达两亿五千万贯之上,大唐整体上不是没钱,没钱的是朝廷的国库和普通种地而又没有太多地的人。
以前属于两极分化。官商为一边,工农为一边,掌握绝对资源的势力反而是不交多少税。
如今是按照收入的多寡征收,代价是张小宝和王鹃加上李隆基让出铁路运输分配权,这点李隆基表现的是郁闷和不舒服,其实他比以前强多了,至少国库和他的内帑充盈。但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得到的越多越想多得,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对此张小宝那时讨论是让李隆基安心等几年。然后随着铁路的资源增多,自然而然地让做出利益交换的人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王鹃认为事情最终会按照张小宝的设想进行,别说现在的人不懂太都经济手段。即使懂也玩不过张小宝,否则当初他也骗不到那么多钱。
因此朝廷在鱼肉百姓修路的时候,百姓很不愿意干活,能偷懒就偷懒,能磨工则磨工,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力气干活,吃喝朝廷不管,甚至工具也不发一下。
这等情况下,想把路修好,无异于痴人说梦。
眼下民露之所以好。那是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本身具备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属于一种自发性的劳动行为,加上有商人帮忙出钱,大家的目标一致,一条比起官道更平整和宽敞的路便产生了。
真正的宏观调控就是这样的。比无为而制差一点,却遵循其规律,想让百姓做什么,直接命令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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