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
魏特琳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
魏特琳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救助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友人却在1940年的时候被某些媒体无端诬陷.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
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事实上,日军几乎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的某一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或许很多人确实接受不了这样的选择,但是这在那种时候确实是最无奈的一个选择.
在猖狂的曰本人的枪炮之下,能保住一些人已经是魏特林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了.
而因此她也遭受着无边的自我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就在被媒体污蔑栽赃之后几天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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