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爷爷死的时候,父亲用他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把爷爷圆睁的双眼合上。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爷爷从日本回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连县长都来参加了。那时候我两岁,我记得在村头的百果树下,一字儿排开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摆着一坛酒,十几个大白碗。县长搬起坛子,倒出一碗酒,双手捧给爷爷。县长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笨拙地站起来,灰白的眼珠转动着,说:“喔——喔——枪——枪”我看到爷爷把那杯酒放到唇边,他的多皱的脖子梗着,喉结上一上一下地滑动,酒很少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哗啦啦地流到了他的胸膛上。
我记得爷爷牵着我,我牵着一匹小黑狗,在田野里转。爷爷最喜欢去看墨水河大桥,他站在桥头上,手扶着桥墩石,一站就是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我看到爷爷的眼睛常常定在桥石上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上。高粱长高时,爷爷带我到高粱地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也离着墨水河大桥不远,我猜想,那儿就是奶奶升天的地方,那块普普通通的黑土地上,浸透奶奶的鲜血。那时候,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没拆,爷爷有一天绰起一把锛头,在那棵楸树下刨起土来。他刨出了几个蝉的幼虫,递给我,我扔给狗,狗把蝉的幼虫咬死,却不吃。“爹,您刨什么?”我的要去公共食堂做饭的娘问。爷爷抬起头,用恍若隔世的目光看着娘。娘走了,爷爷继续刨土。爷爷刨出了一个大坑,斩断了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根,揭开了一块石板,从一个阴森森的小砖窑里,搬出了一个锈得不成形的铁皮匣子。铁匣子一落地就碎了。一块破布里,露出一条锈得通红的、比我还要长的铁家伙,我问爷爷是什么,爷爷说:“喔——喔——枪——枪”
爷爷把枪放在太阳下晒着,他坐在枪前,睁一会儿眼,闭一会儿眼,又睁一会儿眼,又闭一会儿眼。后来,爷爷起身,找来一柄劈木柴的大斧,对着枪乱砍乱砸。爷爷把枪砸成一堆碎铁,然后,一件件拿开扔掉,扔得满院子都是。
“爹,俺娘死了?”父亲问爷爷。
爷爷点点头。
父亲说:“爹!”
爷爷摸了一下父亲的头,从屁股后掏出一柄小剑,砍倒高粱,把奶奶的身体遮起来。
堤南响起激烈的枪声、喊杀声和炸弹爆炸声。父亲被爷爷拽着,冲上桥头。
桥南的高粱地里,冲出一百多个穿灰布军衣的人。十几个日本鬼子跑上河堤,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捅穿。父亲看到,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的冷支队长在几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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