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余司令问。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余司令又叫:“豆官。”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板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啦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粗砂,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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