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七年初,在输掉骆谷合战的情况下,蜀军遭遇刘表入寇巴东,致使刘范不得不回军巴蜀,巩固根本。但如此以来,一个战略问题就摆在了刘范面前:蜀军退出骆谷后,就彻底丧失了对关陇地区的影响力,进而使司隶府轻易稳定局势,将北面的陈仓、骆谷诸道封死。而在骆谷一役,也证明了蜀人战力不若西人,蜀朝想再向北取得战略突破,实质上已无可能。
故而刘范不得不在汉中一带采取战略守势,而将战略重心放在南方。在刘焉去世之后,他明面上南征诸蛮,治理民政,与荆州刘表交好和平,暗地里却在江阳、江州一带建造楼船,操练水师,又收买建平、天门诸将,积蓄十载,谋定后动,方才有在炎兴十六年的席卷荆州。
但长久以来,刘范并不能满足于经略江汉。从史书上来看,自古以来,能够成就统一大业的君主,不是占据富庶的河、洛地区,就是借助关陇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而在南方经营,即使一统荆、扬,恐怕也难以与东西两朝的铁骑争锋。更何况下游的孙策也是一时雄杰,双方于云梦对垒,胜负当在两可之间。
故而这几年内,刘范仍多次向北方试探,联络陇坂、岷山之间的白马羌、参狼羌等羌氐,试图从凉州寻找陈冲的破绽。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初时羌乱虽有反复,但随着陈冲于炎兴八年亲自平羌,关羽于炎兴十一年复通西域,陇右各地也基本向西朝归心。
就在北方的局势已看似完全陷入僵局,诸将都赞同东南战略的时候,随刘范入蜀的御史大夫董昭仍坚持出兵关陇。他上书说,国家虽已定下“地跨荆益、渔利河洛”的计划,但天下险要仍在关陇,“关中四塞,民悍人朴,乃霸业用武之地”,而天子又仍在长安,所谓“齐桓尊王以图霸,项籍弑帝而丧予”,所以绝不能放弃北伐。至于如何用兵,董昭也想了一个法子。他声称江汉战略不可偏废,可以先以少量兵力羊攻宛洛,吸引西朝重兵,然后再用主力再次翻阅秦岭,兵出郿县,他在长安城中颇有故交,可以作为内应,必能攻下西京。到那时,蜀军“克复旧都,建举大义,困贼于丹、沔之间,示天下形势。则司隶之士,久渴甘霖,莫不应声而从,弃桀纣之暗,投汤武之明。以顺克逆,天下何愁不大定也!”
刘范看到这份上书后,初时哭笑不得。董昭虽懂政治,但在军略上不过赵括、晁错之流,宛洛地势开阔,如何令蜀军在缺少战马的情况下,吸引西朝的重兵来攻呢?而司隶府在陈仓、骆谷两道中设有关卡,如何带领大队兵马顺利进入渭南,又是一个大问题。而最后将攻城的希望寄托在长安的内应上,更是一步险棋,一旦失败,就将不得不顿兵于坚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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