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北风呼啸的早晨,炉子里的火发出呜呜的叫声,最下边那节铁皮烟囱烧红了,灰白的铁屑层层爆裂,墙壁上的霜花变成了明亮的水珠,汪在墙上,欲流不流。我手脚上的冻疮发起痒来,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人被融化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母亲用一个小铁锅熬了半锅玉米面粥,从窗外的咸菜瓮里捞上来一块腌萝卜,分给我一大半,她自己留下了一小半,这就是我们的早餐。我知道母亲在银行里起码存了三千元钱,做烧肉的沈刚家还借了我们二千块,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货真价实的高利贷。有这样多的钱还吃这样的早餐,我的心里怎么能痛快。但那时我是个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有时我也发发牢骚,但母亲满面愁苦地盯着我,接着就骂我不懂事。母亲说,她这样节俭完全是为了我,为我盖房,为我买车,很快就要为我说媳妇。她还说:
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两个跑了,咱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人可以惯骡子惯马,但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作斗争。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可我的父亲,只顾自己和野骡子姑姑在一起吃肉享福,已经把我忘记到九霄云外。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然后母亲就带我到了院子里,往那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货。这辆拖拉机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钢铁的把手被老兰的大手攥出了明显的痕迹,轮胎上的花纹早已磨平,柴油发动机内的缸套和活塞磨损严重,关闭不全,仿佛一个得了心脏病又患上气管炎的老人,发动起来之后,黑烟滚滚,漏气漏油,那声音古怪之极,既像咳嗽又像打喷嚏。老兰原本就是个慷慨的人,这些年因为卖掺水肉发了财就更加慷慨。他发明了用高压水泵从动物肺动脉里往动物尸体里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用他的方法,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就可以注入满满的一桶水,而用旧的方法,一头牛也只能注入半桶水。这些年来,城里那些精明的市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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