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说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文,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后来御前办二室的主事蔡乔觉得这样太过随便,且应该抄录一份存案备查,然后再行发还具奏人。赵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御前办便针对此事专门拟定了一个章程,凡是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御前办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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